张峰：音乐就是一场战斗，被现实越磨越锋利
2014年，在富士康做了两年技术员的张峰决定辞职。虽已申请调换工作，由白晚班转为不用熬夜的长白班，但他依然觉得身心俱疲，依然无法摆脱工作没有意义、个人没有提高、收入低下以及要承受主管苛责的压抑感。为了发泄，张峰曾在工作第一年的“双十一”从淘宝上买了一个架子鼓，因不想扰民，他将鼓搬到了楼顶上，但依旧逃离不了被劝阻的命运——巡查在警告他两次后，因为担心他鼓一打完就会跳楼，便把门封了。
原本已无心玩乐，现在更加无所事事。经历了一个月不出厂区门，只上班睡觉的暗日后，张峰开始思考他的工作与生存状态。他感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正在受到压榨，尊严也在受到侵蚀，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甚至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，身边很多工友都面临和他一样的困境：在资本世界里丢失自我，变成无名的螺丝钉；将生命奉献在流水线上，最后除了微薄的薪水，一无所有。
可张峰觉得，最可怕的并不是这样的状态，甚至不是造就了这种状态的制度，而是人，是大众过着这样非人的生活，却甘愿忍耐，日益麻木。谈起最近富士康的又一起坠楼，张峰愤怒的不是又一位工友被逼上了绝路，而是与自杀者处在同一境地的旁观者之冷漠，说他心理素质不好，活该。
“人人都在谈适应，要把锋利的东西磨得圆滑”，张峰说：“可是如果没有人说真话，没有人来批判，不能让麻木的人有所反省；或者一边骂制度坏，一边又附和坏制度，任其发展下去，社会永远不会进步，工人的境况永远不会得到改善。”所以张峰希望能够寻求到一种方式唤醒大众，让人们觉悟，让人们思考，让大家能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
于是，在大学里玩过音乐卖过唱的张峰，离开富士康后，在清湖学堂开了吉他班，组了“工厂五角星”乐队，办起了臭水沟音乐节，想以实际的音乐行动来解决工人和社会问题。
想以音乐行动来解决问题的张峰，开了吉他班，组了乐队，办起了音乐节。
关于“工厂五角星”这个名字的来源，张峰解释道：因为工厂是他思考最多的地方，而五角星让他感觉有文化，很多国家的国旗如美国、中国、越南都有五角星。“同时”，他说：“它还能代表上世纪我比较崇拜的一些领导人。”
“工厂五角星”乐队的标志旗上，印着切·格瓦拉的头像。
张峰是一个“毛粉”，在他为乐队设计的两套文化衫中，白的一套前面是五角星，后面是切·格瓦拉，黑的那一套前面是五角星，后面就是毛泽东。他最认可的毛泽东的观点是：文艺应该来自底层，应该实事求是。“工厂五角星”最广为人知的歌曲作品《工作八小时》便是一首这样的作品。
《工作八小时》
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每天工作八小时；
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诉求，那就是不用上晚班。
我们有一个矛盾的愿望，能不能别再逼我加班；
即使我是自愿地加班，因为我们底薪太少啦。
张峰自认是个十分细腻的人，对生活中的细节与发生都有着极高的敏感度，而将这些片段的思索和零散的情绪拼凑起来，是他最为常用的创作方式。“不想上晚班”与“想要涨工资”是张峰和众多工友的心声，也是这首歌的最初由来，但在这个主题之下，还藏有触动过张峰的好几个“来自底层”的真实故事。
“狗的故事”
每到了晚上，我没有朋友，和我一起聊天，一起玩耍；
回到了屋里，想养只狗，因为狗才是我的朋友。
张峰一个认识的人在家养了一只狗，他每天早上六七点出门上班，晚上十点才回来。狗被规定不能在家里上厕所，否则会被打，所以每晚门一开，狗就笔直冲出去，上完厕所再进来。后来的一天，家里没人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狗死了。张峰说：“我们这些屌丝，没时间陪狗，它死在家里都不知道，很心酸。”
“叫妈妈的故事”
这让我想起了若干年的以后，我的小孩肯定也是个留守儿童；
如果两岁TA都不知道叫我爸爸，你说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嘛！
张峰上班时喜欢偷懒，上厕所一去就要去半小时，脱了防尘服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一次，他在休息区碰到一个女孩，二十出头，还很年轻，拿着手机在打电话：“宝贝，叫妈妈。”张峰在旁边坐了一会，女孩一直重复：“叫妈妈，叫妈妈。”他有些不耐烦，出去走了一会。大概二十分钟后回来，没想到女孩还在打电话，还在说：“叫妈妈，对，妈……妈……”带些哀求的口吻。张峰说，当时还是觉得啰嗦，很烦，可是在后来的某一个时刻忽然能理解她的时候，一谈起，就想哭。
这些细小的故事，都是工友在工厂努力挣扎、远离家庭、孤独度日的真实图景，是他们对“工作八小时”和八小时之外生活的期待和渴望。这首歌先是唱到了2015年“打工春晚”的舞台上，后来渐渐地唱到了工友中。在尖椒部落去年采访了七位富士康女工所制成的《富士康的新年梦》短片里，三位年轻姑娘直接用《工作八小时》唱出了她们的新年愿望。
然而说出工友的心声仅仅是张峰计划中很小的一个部分，他更加希望的是能够让工友自己站出来，说出自己的心声，不再被动的承受，而是对现状多一些反省，共同努力做出改变。所以他后来的歌曲创作更加倾向于启发大家思考现今的社会问题，如《Duang》：“他们一遍遍地狡辩，我们被一遍遍的欺骗。他们一遍遍在耳边Duang、Duang、Duang，我们一次次地上他们的当、当、当。”或警醒沉默的后果，鼓励大众发声，如《沉默》：“我们沉默，我们沉默，在沉默之中失去自己的一切，再继续沉默吗？”
后来，作品越写越多，有了常驻成员每天排练，也有了较为完整的歌曲呈现，于是张峰想：也许是时候出去表演了、这便有了臭水沟音乐节。
“臭水沟”指的是龙华富士康北小门西边的排污道，水很臭，但是桥底下却很凉快。辞职后的一天，张峰和朋友来这里乘凉，两个人闻着废水味，不由生出些感慨。
张峰说：“我们都失业了，也没有人来管我们，感觉像被社会抛弃了一样。来之前觉得自己肯定会有很大用处，赚到钱，实现理想抱负。现在从工厂出来，半年了，富士康也不给我打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。”他笑，继续道：“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觉得自己就像这臭水沟里的水。”然后他想，像他们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？已经有了草莓音乐节、迷笛音乐节，他们这些屌丝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音乐节。聊着聊着，臭水沟音乐节的想法就出来了，等到工厂五角星乐队组好，音乐节也就自然而然地搞了起来。
带着简单的设备，臭水沟音乐节就这样进行了半年多
第一场演出是在2015年5月31日，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，已演了十六七场。不过在张峰看来，这些演出都不能算作成功。乐队的形象、唱功不能和主流音乐人相比；唱的歌不谈情爱，只批判自己、批判社会，充满愤怒，也不讨喜；观众来来去去，来一两百人，看看没意思，走了，又来一两百人，又没意思，又走了。“冷漠”，张峰说，“客观上讲，绝大部分人都是冷漠的，不思考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尽管为数不多，但依然有一些时刻能给张峰鼓舞，让他相信自己努力的意义。每次臭水沟音乐节的最后总有一个合唱环节，台上台下一起唱，唱的歌也基本固定，要么《劳动者赞歌》，要么《国际歌》。有一次，在演出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乐队在台上唱起了《国际歌》，和以往一样，台下并没有什么反应，也没有几个人跟着唱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峰听到了一个很小的声音，在远处一两百米的居民楼，一扇打开的窗户里，一个人站在晾衣服的架子底下，跟着他们一起唱。张峰说他当时几乎哽咽：“哪怕我没有让现场的两百人和我们一起唱，但只要有这样一个人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角落中，暗处里，我就很有信心和力量把臭水沟音乐节推下去。”
工厂五角星乐队的成员都是工厂一线工人，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，都正在学习中，所以现在乐队的模式依然是张峰写词谱曲，然后分配给其他成员排练。但他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他希望乐队的人都能独当一面地创作。另外，他们新近举办了一个“歌唱吧工友”唱歌比赛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一个满意的主唱，原来的主唱张峰更希望自己能退到幕后，专心于乐队教练和策划的角色。
失业至今，靠教小朋友打鼓和零散演出赚钱的他还是想找一份工作，张峰有一个观点：“不要让梦想养着生活，要让劳动养活梦想”。他认为如果没有养活自己的实力，做出来的音乐很容易被市场打败，更不用说别的。而一个“搞摇滚的”——张峰这样认可自己——只有在自己能够独立生存的前提下，才能追求真理、不畏强权，就像他对“工厂五角星”乐队的期待一样：被现实磨得越来越锋利。
当然，要解决工人的问题，远远不是“工厂五角星”目前的几首歌或是“臭水沟音乐节”就能完成的。张峰坚持认为，关键还是要靠工人的觉醒，如他在《骚年Song》里所写：
所有的人都说生活太无聊，可是没有人认真的去思考；
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太多烦恼，可是没有人真正的去改造；
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命运不好，只是因为你说的太多做的太少；
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得到太少，只是因为（苹果太大）你口袋太小。
张峰说，在工人圈子里普遍的观点都是要么忍耐，要么寻找机会，努力脱离这个群体。包括家长教育小孩也是：“你不好好读书，将来就和我一样。”但张峰觉得，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，如果都在逃离问题，不解决问题，受到压迫就接受，被社会歧视排挤却不反省自己，国家和民族只能慢慢地烂下去。所以尽管力量微小，他还是要继续：“哪怕每个人解决一点，那也好呀。”因此对于张峰来说，音乐理想，就是社会理想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听到我做的音乐，知道我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，而不是跟着所谓的大人胡闹，把未来的路弄绝了。”
对于张峰来说，音乐理想就是社会理想
“狂风依然咆哮，别的鸟儿一样会逃，丢下这污染的风暴，谁来搞？”
张峰在歌里问。
希望他不是唯一的那只不会逃走的小鸟。
袁婵，想做生命的记录者，为你在岁月中留下自己的故事。微信公号：weizhuanji1